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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一审判决将较大影响的案件进行了不当限定。一审判决认为有较大影响的案件限于涉国家安全、重大经济活动、社会稳定以及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人人身、财产、利益的案件。而这种表述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方文军博士于2023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法院报》第6版的一篇文章《重大立功的认定规则探微》。首先，该文仅仅是在论及影响标准的判断方法时认为，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往往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众多不特定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重大现实利益。其措词为往往，而非必须，其表示的是通常性，而非限定性。其次，该文作者方文军博士虽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但其在文章中就相关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仍属于其个人的学理解释而非司法解释，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其二，即便根据这篇文章所列举的情形，李发红所检举的案件也同样符合。开设赌场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事关社会稳定。而不特定被害人也并非仅针对参赌人员而言。黄赌毒一直是影响社会稳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三颗毒瘤,赌作为与黄、毒并列的违法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每一个沉迷赌博的赌徒背后基本上都有一个受害的家庭和多位家庭成员，因赌博而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并不少见，怎么会没有众多不特定受害人？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理由的这种逻辑，岂非贩卖毒品罪也没有众多不特定被害人，因为吸毒是违法行为，吸毒人员也不是被害人。而实际上，无论是参赌人员还是吸毒人员，他们自己也是开设赌场罪或贩卖毒品罪的被害人，更不用说他们无辜的家人了。